商纣王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历史考证
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但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杯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爪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