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回台？
张安乐：2004年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时，我就决定回来，不然隔靴搔痒，对不起同志。那时我母亲还在。母亲曾和我通电话说，她问医生：可不可以活着看到我儿子。我听了很难过。小时候我是母亲的骄傲，小学考第一，考进台湾最好的中学；后来混兄弟，又让母亲头疼；再后来到美国读斯坦福大学，又成母亲的骄傲；结果被“江南案”卷进去，又在美国被关。
直到2010年5月，我母亲走了，我就准备回台湾。有一名警官联系说帮我安排。结果，中间发现这个案子不归他管，一直弄了很久。到今年3月，海基会通知我可以拿入台证了。有人说是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帮了我，我也搞不太清楚。我以为回来一定会被关，就先做了体检，以及收拾其他，就到了现在这个时间。
《环球时报》：在大陆生活这17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安乐：一是让我母亲颐养天年，她在深圳过了她一生中最安定的几年。二是把我山西老家的亲戚带出来了。他们以前住窑洞，现在有开书店、开洗衣店的，他们的下一代我培养了几个大学生，都不错。我是学历史的，在大陆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地方，走过红军长征的一小段，看了很多寺庙、古墓、祠堂。此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看到大陆一天天进步，不只是硬件建设，还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思想的进步。
《环球时报》：你坚持两岸统一，是自小的情结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张安乐：应该说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自小有这种观念，要感谢国民党的教育。从小上学，一进学校走廊，就会看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的画像。理性的认识是，两岸四地，希望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