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旅游界。
全国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旅游对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人民福利都有贡献。如何以郑和品牌推动海洋旅游，促进水上休闲与体育运动，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新加坡一家旅游公司慕名郑和的历史影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中国订造了仿古游船，命名为“郑和将军”号，组织新加坡海湾的日游和夜游活动，每次可载200余位宾客。因游众兴旺，每天安排多个航行班次，后来连续增造仿古游船共4艘，还分别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湾上开设了分号，既繁荣了旅游经济，又推动了文化友好交往，不少游客竟是大陆同胞和海外中国侨胞。
类似的仿古游船，上世纪在中国仿造过3艘，分别在大连、青岛和厦门，以“大福”等名称来命名，但营运却不很平衡。除厦门一艘船坚持航游外，其他两艘已下落不明，令人扼腕。本世纪以来，广州珠江的“南海神”号、浙江舟山的“不肯去观音”号和海南三亚的“海洋长城”号游船，也都是以仿古建筑与传统舟船紧密结合的创造，而且都注意与海洋文化紧密结合，对当地旅游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中外经验、教训，值得作为深入开展旅游与弘扬郑和等海洋文化的调查研究与市场开拓的课题。
十、民族、宗教界。
郑和在历史上对民族和宗教的兼容，著称于世。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亚洲佛教领域都饱受赞誉。这项郑和传统精神在我国云南得到了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我国民族、宗教界是否也值得探讨，可否作为深化、广化郑和研究的重要领域？
十一、地方政府界。
郑和研究与纪念活动，在郑和出生地云南昆明，郑和下西洋决策地江苏南京，郑和船队起锚地江苏太仓，下西洋开洋地福建长乐和曾长期有重要活动的北京等，都受到当地政府相当的重视，有关活动各有特色。云南、江苏、北京有省级的郑和研究会，也有学术专刊，唯有福建，只有县级市的长乐郑和研究会，并且学术刊物较小，内容不多，影响不大。就郑和下西洋历史遗迹而言，以上各地均有发现和保护，但却以福建长乐最为丰富，而北京对永乐帝陵、郑村霸之役、三不老胡同旧址及郑和后裔等遗址与人物，拟缺乏专题挖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