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二、上书“活跃市场”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还敏锐发现：计划经济将老百姓管得民不聊生，顺应市场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局。
譬如，和尚桥镇管理部门制定了关于市场管理的12条办法：在此交易者，不论买卖，烟叶不超过3斤，袜子不超过2双，鸡蛋不超过15个，肥皂不超过2条，粮食不超过5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本地等。
为落实管理办法，管理人员设岗搜查。凡多带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贩嫌疑。违者不仅没收商品，还给予1～10倍的罚款。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粮食、衣服，也按此处理。
习仲勋提出，政府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他的倡导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市场上猪肉价格，每斤4元，比国营牌价高出433.3%;而鸡蛋，则高出300%。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
中央工作组认为，市场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有些是同市场物价管理得过死有直接关系。如市场开放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约二两重的火烧每个1元。禁止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了。来了的，卖得更贵了，照样有人买卖，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场开放初期4元左右，现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
1961年8月7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