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斯大林等担心的，并不是饿死多少人、他更加重视的是握紧钢枪以维稳。因为许多官兵的家在农村，他们的眷属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但是整个国家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时，遍地饿殍中有了他们的亲人。形势严峻，军心动荡，军队不仅粮食奇缺，肉食也一样。
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旱灾，更加剧了社会危机。乌克兰军区把保证军队及其眷属的供应作为主要问题提了出来。1932年7月7日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主席米高扬致密信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科西奥尔，称已经决定从6月份起用鱼类代替肉类供应军队（第674号文件）。到这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感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纠偏”。
然而仅仅1932-1933年间，饥民死亡总数就有500万-700万人饥饿致死，饿死一个人给国家做出的是10个卢布的贡献。
难怪学者们在描述编选材料时的心情说，对于神经衰弱者，那些档案令人发指。他们认为是斯大林“反农民的农业政策”制造的大饥荒，是他及其“帮手”制造了俄罗斯“全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