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着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甚至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才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Perdue)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Mazumdar)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