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有趣之处在于不同地域国民之间的想象。尽管这类想象多为讽刺、嘲笑和恶搞，比如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长期的嘴仗，但也不乏相互仰慕的成分。以往每到冬天，北方的雾霾挥之不去之际，就有北京的朋友流露出神往的表情，表示愿意放弃帝都的尊严，移民到魔都去。
非常可惜，这种景象的现实基础很脆弱。去年12月初，江南连日雾霾，很多上海人第一次体会到了爆表的绝望心情，而这对北京人已经习以为常了。PM 2.5指数攀高到600以上的那天，我在灰暗的天气和心情中离开上海，去北京办事，飞机一落地，打开手机，发现北京的数值在150以下，摘下口罩之余，感觉心情非常怪异。
北京的朋友说，晴好有风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但呼吸着正常的空气，他们的快乐常常被恐惧所压倒，因为不知道哪天风一停，空气又会恢复常态。而我担心的是上海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变成生活的常态。这类忧心忡忡的议论成了饭桌上的主要话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我们突然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陌生的新气氛。我和这些朋友很熟悉，尽管并非常常见面，但见面时的轻松气氛，让我们习惯了互相揶揄，偶尔还会拿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地域文化开开玩笑。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恐惧而非其他我们看重的价值，在饭桌上如此紧密地挨在一起，就像一群走向屠宰场的羊。
这让我感到，不管情况如何发展，都到了为恐惧划定边界的时候了。
为了免于恐惧，最好的办法是行动。雾霾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政府的行为和信息开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选择一个环节，对其施加影响，就有可能改变现实。个人的力量一开始必定小到无法感知。但如果多数人选择将恐惧变为行为，导致雾霾失控的体制就会感受到压力，改变就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