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其官方公布的南海区域地图上，正式划出了一条U形疆界线。多年来，原本无人挑战此U形界限内水域的法律性质。但是，继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之后，南海周边的邻国基于对南沙、西沙资源利益的觊觎，乃于近些年内开始挑战中国南海U形线内水域之主张，并要求中国对U形线的法律性质进行说明。
我国在南海所划定的U形线，其法律性质如何，笔者认为，确有澄清的必要。其理由有二：
第一，在最近几十年里，国际上成文海洋法已粲然大备，昔时的暧昧未明逐渐消除。1958年日内瓦四项海洋公约(包含：《领海及邻接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捕鱼及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于1958年4月29日签订，早已成为有效的成文法。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字后，目前此一公约中诸多规定也已成为各国实践和接受的习惯法。而依据这些新出现的国际海洋法，1947年我国所划定的U形疆界线，究竟被认为是“内水”之外界限，“领海”之外界限，“邻接区”之外界线，“专属经济水域”之外界限，抑或仅仅系“岛屿归属”外界限?不予澄清，则无法依国际法加以主张、区隔、维护与执法。
第二，在与邻国谈判合作或划分海域界限，区分管辖范围时，必须先确知自己的权利范围，以及邻国的权利范围，然后才能制定合作的范围，进而使得合作成为合理的事实，不致形成“丧权辱国”或“自我膨胀”的不合理结果。
以下即从现代国际法的观点，尝试分析中国南海U形疆界线的法律性质，以及其内岛礁与水域之法律地位。
对U形疆界线法律性质的说明
笔者的基本主张是，中国在南海所划出之U形疆界线，既非内水界限，也非领海界限;不只是单纯的南海诸岛礁之主权归属线，同时还是一条中国特殊的历史性水域外界线。
首先，南海U形疆界线至少应为中国岛屿归属线。
就U形线内的岛礁而言，中国因“先占”而取得其领域主权，这是有充分历史证据。这些历史证据，在中国史籍中可谓汗牛充栋，十分丰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历年所撰写之著作甚多。具体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最早“发现”这些岛礁的证据，中国早在东汉时代(25-220年)就“发现”这些岛礁，各项考古证据及史料记载之丰富无可比拟;第二类是中国对南海诸岛礁“有效占领”的证据，包括：渔民的长期使用、派遣水师、巡视海疆列入版图、载入官方地方志书、进行天文测量、严肃海防惩治南海盗匪、救助南海外国遇难船只、阻止外国调查西沙南沙及其20世纪以后中国对南海诸岛礁之种种经营措施。
诚然，中国对南海诸岛礁的“有效占领”只能适用于“较低标准”。因为，这些渺小的礁屿，距离大陆遥远，暗礁密布，不利航行，加以大多缺乏淡水，人畜不宜居住。因此，对这种土地的“有效占领”，与冰天雪地的东格陵兰地区或者克利柏顿岛案中的小礁屿类似，不应期待像一般领土先占取得者要提供“移民”、“缴税”类的证据，只要中国有前述之诸种管辖措施已然足够。更何况，国际法上对“先占取得”主权有争议的国家，必须要能拿出更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发现得更早”、“占领得更有效”。在南海诸周边国家间，没有这样的国家。
其次，有些大陆学者认为，U形线仅仅是一条“岛屿归属线”，这种说法并不完整。
一是此一海域邻国众多，关系繁杂，故有区分海域而非仅区分岛屿主权之必要，中国其他海洋地区也没有划定“岛屿归属线”的习惯。第二，世界各现代国家一般多在海上划定海域界限者，甚少在海上仅划一岛屿归属线者。第三，此一U形线的划定时间是1947年，亦即美国杜鲁门在1945年宣布建立美国渔业保护区及大陆架之后的两年。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因杜鲁门宣言引发了海洋圈地。当时中国政府之主张，实此全球风潮的回应。第四，U形疆界线的名称、绘制方法，均与陆地上中国之疆界线无异，其位置正处于我国南海诸岛屿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加以当时U线系由十一大段落之“断线”组成，足以证明当时划U形线时，将其认定为中国在此海域的“未定疆界”，仍然保留了未来与邻国正式签订疆界线的弹性。倘若将U形线解释为单纯的“岛屿归属线”，则此种“断线”的“未定性格”将难以自圆其说——难道中国政府认为线内诸岛屿之主权归属“未定”，仍有与邻邦谈判区分的弹性吗?
最后，南海U形疆界线还是一条中国特殊的历史性水域外界线，其内的水域为中国的“历史性水域”。 从中外法律上考察，U线内的水域很难认定为“内水”和“领海”，又不是纯粹的“公海”，它当然也不合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规定之“邻接区”“专属经济区域”或者“大陆架上覆水域的定义”。在没有其他合适定义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应进一步讨论：现代海洋法中是否仍留有空间，容许中国这样的历史文化古国，将这片与中国有悠久历史关系的水域，视之为“历史性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