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到，“(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要克服优越感，坚决防止对基层干部群众盛气凌人、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现象。”这些话，冀文林等“秘书帮”早听到，早领会，何至于有今天?
十八大来，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中央领导同志近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近期披露的一系列大案要案显示的问题在于，法律体系与机制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仍存在漏洞，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我国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比较严重，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因为往往要顾及首长的面子，造成现下的制度对秘书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此外，不少下层官员希望借讨好秘书得到升迁机会，因此对于秘书干政的行为不敢也不愿意表示不满。这种放任的态度，导致少数贪图私利的秘书，有更多的机会代领导行使权力，甚至行使腐败行为，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
为了防止秘书过分干政，须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其秘书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就会越大。
首先必须严控党政机关秘书设置。当前个别党政机关所设的办公室等机构干部过多，秘书不但负责工作安排、来客接待、讲稿起草等，还兼管领导生活。少数不够级别的官员也热衷于配备秘书，以满足权力虚荣。
其次领导干部不应过于依赖秘书。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论日常杂务还是工作统筹，全由秘书代劳，特别是秘书写稿，领导念稿现象普遍。领导干部不能写稿，或是其能力有限，或是其有“懒政”表现。为了使领导干部更好地履行职务，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能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
第三应严惩领导违规配秘书。不应排除优秀的人才得到提拔。秘书在提拔升迁中有优势，与秘书的岗位特点有关。秘书服务的对象是领导，领导往往就是权力和决策中心。必须要建立健全领导调研、会议、讲话和生活安排等各种规范管理制度，严惩领导干部违规配置秘书，重点解决好市、县级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滥问题。
可以说，领导干部腐败，必然会要求秘书腐败。如果没有腐败的领导干部为秘书撑腰打气作后台，无职无权的秘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搞腐败，所以秘书腐败的根源在领导干部。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