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卷入了狂飙突进的“文革”风潮，甚至一度成为单位造反派领袖。这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如何经历群众运动的狂喜和幻灭，又如何反思?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最关键的时期。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一百多年中，全国规模的“民主尝试”有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这两次尝试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败得很惨。民初议会政党政治实际上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上层政客、军人的游戏，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只带来了军阀混战;“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实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其失败除了高层的因素外，群众本身在民主理念、行为习惯和综合素质上的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李敦白是一个美国人，从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时他又非常深入地参加了“文革”，甚至成为单位造反派的领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响。所以，他对“文革”中群众民主尝试的观察相当深刻犀利，对于关心民主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记录。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是普通中国职工的10～15倍，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这使他过上了优裕的生活，有大笔的余钱购买许多昂贵的明式红木家具。毛泽东曾两次当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响，还被吸收进《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工作组。
接下来，他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相对于普通的中国人，非常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自在，他拥有的干部特权反而让他觉得违背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天在报纸上读到焦裕禄的故事，他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