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当上中共总书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中共总书记，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