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将其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案件的侦查工作。
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刘德芳、谢士栩和我一共六七人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因发信邮戳为8月8日，故称为“八八大案”。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
在此期间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匿名信的看法(我与丛关系较好，1957年反右时他私下要我多听少讲，当时算是保护部分骨干的措施)。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