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 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 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
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升级;反蒋变“驻蒋”。这就足以表明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连续在《中央日报》发文声讨。傅斯年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
本文摘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作者：民国文林，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炮轰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