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中国，除了幼儿，个个都知道，“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尽管如此，毛还是心知肚明，党内外都有一股非议他的潜流，怎么办?是放任自流，还是迎头痛击?毛选择了后者，当务之急就是突出宣传毛和毛泽东思想，以修补受到损伤的伟大领袖的威望。毛亲自出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林彪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站出来，号召全军学毛选，毛随即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在林彪的鼓动下，对毛的大规模的个人崇拜越演越烈，刘少奇虽想降温，但无可奈何，因为刘少奇是最早宣传毛和毛思想的，他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来会使毛和林产生严重误会，二来也是对他自己历史的否定。
其次，中苏论战给毛提供了把国际和国内反修战场连成一片的正当性。刘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苏联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而在国内实行一条务实的路线，但是这一来就有了矛盾和断裂，毛则理直气壮，占领了反修的制高点。
毛说苏联变修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其关键点就是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内不搞阶级斗争，只搞经济建设，奖金挂帅，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投降帝国主义。毛在1964年说：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对内搞“三自一包”，对外搞“三和一少”。
毛还抓住中苏关系紧张的事，调动全党全民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例如那个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苏修卖给我们的机器傻大黑粗，价钱还贵。刘少奇只能跟着毛的调子反修，但刘作为“反修战士”，总显得底气不足，因为“1962年的右倾”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厣，没有几年，毛果真就给刘戴上一顶铁帽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再次，所谓“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给毛的反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线”和“二线”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发了“高饶事件”。
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刘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尘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后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两年的时间似乎在“二线”了，那是因为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和特大经济困难。从1962年下半年后，毛又走到前台了。
刘主持一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时候，由刘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都得由毛决定，拍板。严格说，毛一天也没有退出一线。
但毛所处的“二线”地位给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体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却是最高的监国者。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1961年应召开中共九大，此时开会，毛有可能会转任八大党章设置的“名誉主席”一职，但毛无意在此时开会，于是谁都不敢提开会的事，谁提开会的事，谁就有逼宫之嫌，结果是在打倒刘少奇之后1969年，也就是时隔中共八大13年后，才召开了中共九大。然而这也不能完全责怪毛，因为1943年3月的中央决定说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则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参与制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