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超越了常规
1966年8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逐渐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
我的期望落空了。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都动刀动枪了。
通告与“文攻武卫”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两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
水龙头赶不上点火的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总攻击”。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
“文攻武卫”这个口号，使造反派组织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愈打愈激烈。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