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于国人而言不过是两种，一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
这两种时代，根据笔者理解的“清官情结”，前者是“清官出现了的时代”，后者是“渴望清官出现的时代”，此种理解显然使人悲怆和伤感。
贪官污吏横行肆虐时，人们自然呼唤“清官”横空出世。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清官”，与其说是确有其人其事，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
古代和现在的社情民意都在传播“清官精神”，且引导和抚慰着社会心理，于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和大众心理上的“清官文化”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因子，“清官情结”也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结”的具象化人物。
据《宋史卷三一六》记载，包拯“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也就是说包拯平素很少和人进行交往，更没有书信往来。由于“清官情结”作祟，后人把包拯加以神化和圣化，将其当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以显示他与其他官员的不同，供后世为官从政者们钦敬、仰慕和效仿。
中国历史上可与包拯比肩的清官当属明代的海瑞。
《明史·海瑞列传》载，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一封史无前例的奏疏。在这封奏疏里，海瑞一面谨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骂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用了好几个“陛下……过矣”，并且表示这些“过”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过”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