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曾经用丝绸作手纸。明人谢肇淛《五杂组》说：“大内供御溷厕所用，乃川中贡野蚕所吐成茧，织以帛，大仅如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 ”明孝宗时，有一个宫人把皇帝便后丢掉的丝绸收集起来，洗干净，缝了一块门帘。后来，皇帝知道了门帘的来历，感觉用丝绸作“手纸”太奢侈了，责令地方停止进贡，改用纸张。没想到，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皇帝只好又下旨恢复进贡，继续用丝绸作手纸。
起初，我似乎相信了“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可是转而一想，养蚕织绸除了用作手纸，不是还可以用作普天下之人的床上用品和身上的穿着吗？那个用度可比皇帝的丝绸手纸大着哩！即便与市场对接有点问题，这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由此，我疑窦丛生，甚至怀疑明孝宗遭到了从地方官到宫中人物建立的一条黑色利益链的“绑架”。可不是？
对地方官而言，不再进贡丝绸手纸，意味着的是自己断了“攀龙附凤”之路，断了打造“政绩”之路，只有想方设法恢复丝绸手纸的进贡，方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何况，还能意外博得养蚕农民的口碑；对于宫中人亦即皇帝的身边人而言，丝绸手纸与纸张手纸相比，毕竟丝绸手纸的“肉头”要肥厚得多，自然，从中抽油水的空间也大得多，竭力怂恿皇帝恢复丝绸手纸的进贡，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在上下勾结、沆瀣一气里，皇帝又怎不被“挟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