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延安采访，对延安新秩序大为感叹，“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社生活，粮食、衣服和棉被一律由国家发给，每个人都是从放在桌子中间公用的碗里夹菜吃。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延安，曾是一个被赋予了很多色彩和使命的名字。这个曾为人所敬仰不远万里投奔而又为人所仇视欲除之后快的地方，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延安，有它的伟大崇高，也有它的“柴米油盐”。
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即使有地方睡，但并不是就可“高枕无忧”了。陕北地区降水较少，水源也不丰富，洗浴几成奢侈，虱子、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这样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绝不像我们这边看得这样羞辱。”但说归说，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力群，他的办法就是“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再用两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社长等职的胡绩伟，睡在窑洞里拍臭虫，拍得满手都是黄水，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里爬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然后钻到里面。
毕竟是在战时环境，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晚上常有军事演习。按要求是20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然后集合出发，实质上多数人都是匆忙出来，而且各自有应对窍门，或睡的时候和衣而卧，或穿双厚袜子（跑的时候不用穿鞋），背包则是“将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