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天总是来去匆匆，往往还没让人们从大地姹紫嫣红的变化中回过神来，就把热辣辣的初夏骄阳挂到了天上。
北京1966年的春天在一片“批判”和“声讨”声中，匆匆忙忙地溜过。自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党内外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北京方面对姚文元文章乱打政治棍子的作法有所抵制。特别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对过火的政治批判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使江青等人十分恼火。于是她转而找到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以求借助军队来对文艺界进行更猛烈的攻击。
1966年1月21日，江青跑到苏州见林彪。两人各有所图，一拍即合，商定由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安排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四人到上海见江青，开文艺座谈会。座谈会名为座谈，实为江青一人的夸夸其谈。江青在会上诬蔑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座谈会纪要经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重新加工整理，产生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的核心是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它认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中点名批判罗瑞卿，表明林彪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
毛泽东对《纪要》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他认为，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以及他基于这个严重错误估计上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3月19日，江青把修改完的《纪要》送给林彪审批。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信，鼓吹《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中央，中央于4月10日批发给全党，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文艺座谈会《纪要》的炮制，是林彪与江青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乱中夺权的开始。林彪要利用江青是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权势；江青要利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权力，利用解放军这块阵地，开展“文化革命”。江青赞扬林彪“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纪要》把林彪吹捧江青的话列入正式文件中，为江青提供了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在党内一向默默无闻的江青，被吹成“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国访问回来仅半个月的刘少奇主持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出席。会议按他在4月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的议程进行。常委会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撤销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解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等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