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他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
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
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他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回忆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