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言”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3个月前说出的,这段话里体现着悲凉与无奈,充满着自省和忧虑。
毛泽东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感觉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已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悖了。从他的主观意愿上来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现在，我们对华国锋、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的命运抛开不说，单就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进行再审视，结合现行实际进行再比对、再考量，我们好像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论点进行彻底否定。
去冬今春，一个个老虎被揭发出来，恶行被公示社会。这些老虎哪个不在共产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内的蛀虫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由上而下，裙带关系纠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代表着人民，代表着光明?
因此，毛泽东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
可惜，因为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原因，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雄韬大略和战略部署，并没有被绝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者所掌握、所理解、所运用，包括众多高级干部在内，被动甚至片面的执行，导致理论与实际产生了愈来愈远的偏差，终究导致和主观愿望的悖离。
此时，病重的毛泽东已经无力回天。他当然希望这项事业后继有人，主动的局面能够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