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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在文革中变成一个暴徒

2014-06-05 17:21:00 点击: 来源: 网络转载 反馈
导读:日前,着名作家杨连宁在其新书《戒急》中反思自己的文革忏悔,对自己当年当红卫兵时侮辱女教师、虐尸等不可思议的暴行做了深深的反省。

  日前,着名作家杨连宁在其新书《戒急》中反思自己的文革忏悔,对自己当年当红卫兵时侮辱女教师、虐尸等不可思议的暴行做了深深的反省。

  回想自己当红卫兵时,所能犯下的最大过错,无非是和那群“青头仔”一样,只会挥舞拳头。暴力是野蛮、愚蠢的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法则,是对人类理性、人格尊严的亵渎。“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亚里士多德语)。要暴力不要和平,要革命不要民主,约等于人类放弃了理性,回归了野蛮,不惜拿低级游戏规则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是什么?“政治不过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米塞斯语)。民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高技术,暴力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低技术。放着高技术不用宁用低技术,不是人的被逼无奈是什么?

  说到年轻时造的孽,你不相信作为一个红卫兵,我仅仅偷过几本书,你揣测我还干过更多伤天害理的事。没错,你猜对啦。比偷书凶猛,我还批斗过老师呢。我不止一次地提起过,14 岁时我被召集到集训队里批斗老师,拎着棍子像赶牲口那样押着他们去游街。我给女老师挂上破鞋,押着她敲着尿盆去示众,被羞辱。一想起曾经敬重的女老师被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整得蓬头垢面、痛哭流涕的样子,我就锥心地自责,感觉良心上总也得不到原谅,感觉对这事儿不能讳莫如深,不能像今天台面上的不少同龄人那样,装出一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我做不到。

  过来人谁都记得,那是一个全民良知混沌、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残忍互斗,尊严扫地、人权尽失的时代。但奇了怪了,这段全民匮乏、全民恐惧的历史,如今却被某些不满现状或用心叵测的人粉饰与美化成了“干部清廉、群众满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团结友爱、皆大欢喜”的天堂旧梦,借以与谁都不满的“权力腐败、市场不公、贫富悬殊”对比,这不是很怪诞吗?

  其实也不奇怪。撇开扭曲的历史宣教不说,人类好了疮疤忘了疼的健忘,其实是有着生物学、心理学基础的:人体感官会选择性地篡改记忆,通过缩减以致丢弃痛苦经历,留存以致放大安慰经历,把原本创巨痛深的身心亲历,化作一场值得珍惜的温馨旧梦。你以为我老爹的南征北战史,我自己的青春无悔史都是打哪儿来的?就是打这么来的——明明是充满了恐怖、劳役、饥饿、禁锢与惶恐的亲身经历,却被记忆选择性地变成了豪迈的历险与弥足珍贵的磨炼。于是,许多中国人具有了奥威尔在《1984》里揭示的“双重思想”。什么叫“双重思想”?就是相信黑即是白的思维转化能力,也就是能“同时拥有并接受相互矛盾的两种信念的思维能力”。总之,记忆的假象遮蔽了历史的真相,就能虚构出“革命”的宏大叙事出来。

  还是让史实说话吧。那个年代,人性之恶被从魔瓶里释放出来。每个人身边,都充斥着揭发、告密、伪证、变节和背叛。反戈一击,成了值得欢呼的行为!宣布离婚或脱离父女关系,会带给人快感!每个人身边,也充斥着凌辱、刑求、冤狱和自杀。人们在伤天害理的兽行面前,丧失了警觉、羞耻和罪恶感。人性,在为自保而不惜相残的原始野蛮中,堕落得一败涂地。但全民族道德雪崩时,几乎没有一片雪花会有负罪感。然而恶行毕竟发生了,不论当事人有没有负罪感,恶行是谁也涂抹不掉的。

  “文革”留给几代人最惨痛的记忆,是对基本人权的剥夺太多。这一切痛苦,对于那些“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的人来说,自杀不啻是一种解脱。虽然自杀可以自我解脱,但虐待自杀者的人,可就难以解脱啦。所以,又被你猜中了,我的罪孽不限于批斗老师;我罪不可赦的犯罪升级,是曾经对自杀者的虐尸。这个罪孽,可谓登峰造极!

  那是刚下乡插队的那个冬天,为完成“一打三反”任务,生产队里欺负外乡人,把一个来自河南的独身逃荒老农,打成“富农嫌疑分子”批斗、管制了起来;老人不堪挫辱,上吊自杀了。

  那年头,自杀都找不到个痛痛快快的方式。听说那个老农,是逃进了茅厕兼猪圈里了结了自己的:半人高的土墙太矮了一点,他只好解下裤腰带,一头套上脖子,另一头拴牢一块大土坯。之后他靠墙蹲下,向墙后推落了那块大土坯,自己又使劲往地下出溜,才能艰难地挣扎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当时17 岁,新来乍到,全无忌讳,被安排用绳索拖着自杀老农冻僵的尸体去开批斗会。那年头,开会的程序你是知道的:先是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三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主持人一声怒吼:“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负隅顽抗、死有余辜的富农分子郭某某揪出来!”早已守候在大队部屋后的我,马上就倒拖起一根麻绳拴着双脚的僵尸往台前跑去!

  至今,我仍记得拖动冻尸的响动是硬朗有声的,颜面朝地的老农也被刮擦得破了相了。我记得满会场农民个个目不忍睹,人人闭目垂头——天呐!为什么有人应该“万寿无疆”,有人应该“身体健康”,有人却应该“死有余辜”呢?这些以革命名义的残忍与罪孽,谁能遗忘并原谅呢!

  今天想来,假如谁说我当过暴徒,确实没有说错。我们当时喊的口号叫“革命就是暴动”,还在墙上刷过“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呢,怎么能不是恐怖分子呢?一直以来,我曾经把这类刻骨铭心的往事,掰开了揉碎了,想来想去过许多次,最后还是坚信:如果这种事不算恐怖主义,那要什么事才算恐怖主义呢?
我如何在文革中变成一个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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