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败，维新起。戊戌维新本是体制内以制度改革达到振衰起弊、救亡图存的难得的机会，却因“帝”“后”两党权争，最后以维新被镇压,“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亡命海外告终。
反对维新的慈禧虽然获胜，但比她年轻得多的光绪皇帝的存在，对她和支持她的守旧大臣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只有废之而后安。但由于列强明确反对废帝，最后，慈禧相信义和团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利用义和团反对列强。最终，败于“八国联军”。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城破，慈禧携光绪等仓皇出逃，好不狼狈。面对灭顶之灾，慈禧不能不对自己基本的执政方针作重大调整。从1900年8月到1901年1月，朝廷发布了一系列上谕，完成了这种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道，这种方针调整及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个上谕发布于8月20日，即向西逃亡的第五天，慈禧尚在途中、前途未卜便以光绪帝名义，下诏责人罪己。此谕首先对清王朝开基以来“列祖列宗”的“厚泽深仁”热烈颂扬，意在此时此刻仍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然后，又赞扬慈禧太后，“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特别强调这是“薄海臣民所共见”，尽量减轻责任。对这次大劫难的起因，则归结为“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完全是义和团与传教士、教民的冲突引起，朝廷、慈禧并无责任。但又承认“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众所周知，自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即向全国宣布重新训政，“负罪实甚”者其实就是慈禧。不得不罪己，又要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并要顾全自己的面子，是此诏第一层意思。
紧接着，此谕又将责任、矛头指向诸位大臣：“祸乱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其实，就在决定是否向列强开战的御前会议上，坚决反对开战的几位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受到慈禧严斥，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朝廷处死。对不同者处以重罚甚至死刑，但酿成灾难后又把责任推向大臣，向大臣问责，这是专制社会中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本质体现。无数史实说明，在专制体制下，“臣工”若敢于直言，有时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此谕肯定了由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官员策动的“东南互保”。当中央政府向列强宣战时，东南地区的官员不仅不支持中央、积极支持战争，反而与交战国达成彼此互不开战、保护彼此商业经济利益的协议，公然抗旨，与朝廷对立，确实少见。但此举是否“合法”?朝廷是否正式认何?仍不无疑虑。对此，此谕作了明确肯定：“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肯定“东南互保”，已潜藏“求和”之意了。因此，紧接此句的是：“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从(至少是默许、鼓励)打杀镇压教民到保护教民，也是重要的政策变化。
两天后，上谕又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谄，朕虽薄德，自问当不至此。”最后表示希望“内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几集思广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
虽然此谕表示今后要虚心纳谏，要臣工直言，但一来当时朝廷命运究竟如何还是未定之天，二来一贯独裁专断的慈禧能否容忍逆耳之言，人们不能没有疑虑，所以并未得到响应。但最后这句要“祛弊扶衰”，毕竟潜含承认体制有“弊”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