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音译)已经在北京的一个建筑队里工作了四年，参与建设了代表中国城市面貌变化的公寓楼和摩天大厦。
但被问到他是否计划在首都永久定居下来时，他的回答非常坚决：“我绝对没有任何留在北京的想法——这简直就是疯狂的白日梦。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
“不管我能挣多少钱，是每月4000元人民币还是5000元人民币(分别合640和800美元)，最终我都会回到家乡。”
徐波或许并不符合西方对于“中产阶层”的认识，但在中国的环境里，他和2.7亿名像他一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属于一个向上移动的新兴消费者阶层。
作为一个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向城市生活转变的群体，这些城市移民占据了一个中间地带，他们的一边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聚集的富有城市居民，另一边是内陆地区的广大农民。
这一流动群体占中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平均工资水平大约为每天14美元;在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中，他们的收入处于上游。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于亚洲地区中产阶层的标准是，每日收入在2美元至20美元之间。
但正如徐波清楚表明的，城镇化浪潮虽然使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摆脱了农村的贫困，但这股浪潮并非仅仅向着一个方向涌流。
过时的政府政策导致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基础服务，加之经济增长放缓，并且生活环境愈加拥挤和糟糕，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都认为他们在大城市的生活只是暂时性的。
上周三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7.4%，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7.7%，为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
这种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成为一个在部分程度上可逆的现象。
在中国的13.6亿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比不到54%，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平均达到80%，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也有60%。就在1980年，中国还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但这些数据被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户口登记制度扭曲。按照户口制度，中国政府现在只将35.7%的人口算作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人有资格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等城市福利。
这使得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很不稳定，并意味着近20%的中国民众只要失业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失去他们刚刚获得不久的充满希望的城市中产地位。
这就是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情况，当时中国出口部门的海外需求大幅下降，很多工厂关门歇业。到了2009年4月，据中国政府估计，约有2500万名农民工在失业之后放弃了继续在城市寻找工作的努力，返回了位于农村的家中。
